●商鞅变法
从商鞅四次和秦孝公对谈之事，可以看出两个问题：首先，秦孝公求贤若渴，即便商鞅一开始讲的话并不合他的心意，他也愿意一而再，再而三地召见商鞅，态度如此诚恳，人才自然蜂拥而来，秦国必然会因此强大的；其次，商鞅一开始给孝公讲帝王之道，说明商鞅的真正理想并非是纯粹以法强国那一套便捷法门，他和申不害、吴起等著名的实用派法家人物是不同的，如果秦孝公有为帝为王的素质的话，他或许会拿出完全不同的改革方案出来。
所以，既是商鞅强盛了秦国，换个角度来看，也是秦国成就了商鞅，换一片土地，换一个国家，即便同样重用商鞅，或许所最终达成的效果也会截然不同的。西秦后来以法治国，除富国强兵外并不考虑长远利益，轻视文教，愚民劳民，这是由秦国本身的风俗民情所决定的，而不是商鞅强加给秦人的。
那么，商鞅辅佐秦孝公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综合起来说不外乎四条：一，鼓励生育；二，发展生产；三，严明法令；四，奖励军功。
先说鼓励生育和发展生产。僻在西陲的秦国开发较晚，并且气候相对干旱，灌溉不足，商鞅想要大力发展生产，就必须首先解决人口不足的问题。当时农业为国家主要产业支柱和经济来源，人口不足则有大量田地荒芜，无人耕种，更不可能有多少人能够脱离生产而去专门当兵打仗。所以商鞅大力鼓励生育，并且要求百姓分家分产。数世同堂的大家族容易产生惰性，惰性强则财产难以积累，财产少则很难支持多生子女，就算生下来了也养不活。商鞅下令，百姓家中有两个成年男子而不肯分家的，要收取他们双倍的赋税。
商鞅下令大力发展生产，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凡耕田、织布卓有成效的都给予奖励，甚至可以免除徭役。相反，懒惰、闲散，甚至“事末利”也就是从事商业活动，因此导致家贫的，不客气，直接把你和你的妻儿、家人都罚没为官家的奴仆。
其次是严明法令。商鞅把老百姓每五家编为一伍，每十家编为一什，让他们互相监督，互相揭发。如果邻居犯罪而不告发的，与之同罪，如果及时告发的，则可获得奖赏，与战阵之上斩获敌人的首级同等记功。这种野蛮的“连坐法”，固然在当时对于社会稳定、惩罚犯罪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也因此使得百姓人人自危，互窥隐私，失去了社会的和谐性。
第三是奖励军功。商鞅规定，即便你是贵族甚至是国君的亲戚，如果没有军功，就不能任用为官，获赏爵位，你可以仗着国君的宠信发家致富，但是富归富，“贵”则和你无缘了。他依照爵位等级，规定了人民在生活享受上的各种规格，爵位不高，就不能穿高级衣服，不能造大宅子，不能拥有过多数量的田产。这种非常明确的等级制度目的只有一个，想要出人头地，想要耀武扬威，想要不被别人看不起甚至被别人嘲笑，你就上战场杀敌立功去吧，光靠着祖宗遗产或者敛财，你一辈子都不会成为人上人。
奖励军功的同时，还严禁私斗，私斗者要给予严惩。这一制度根本打破了传统的贵族社会的旧等级，构建出建立在军功基础上的新等级来。此后秦国就逐渐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法令，凡拜相者必须有军功，凡军功高者，就有资格拜相。
此外，商鞅还建议秦孝公把都城从雍迁到东面的咸阳，以对关东各国采取攻势。在各地设置郡县，由国君直接委派官员管辖，绕过原本处于国君和百姓之间的世袭贵族。他还统一了秦国内部的“度量衡”，以便于中央集权统治。后世挖掘出一个容积为198.574立方厘米的容器，名为“商鞅方升”，据说就是改革后设定的标准量器。
这一系列改革措施，涉及到秦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当然不会是一蹴而就的。据说商鞅前后两次大规模颁布变法的法令，一次是在公元前359年或前356年，一次是在公元前350年，前后相隔十年。而商鞅的官位也从左庶长上升为大良造。
大良造本是由贵族担任的辅佐国君的要职，自从商鞅担任此职后，就变成了秦国真正意义上的宰相。与关东各国的宰相名称相同的“相国”一职，则是在秦武王时代才正式设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