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我在异常收容部队服役的那些年》是一本引人入胜的都市高武小说，作者“水咕咕爱学习”以其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描绘为读者们展现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世界。本书的主角陈骁深受读者们的喜爱。目前这本小说已经连载，热爱阅读的你千万不要错过这场精彩的阅读盛宴！
我在异常收容部队服役的那些年小说章节免费试读
两天后，我终于被林晚那丫头给“赶”出了医疗室。
这小护士，别看年纪不大，人长得也挺秀气，可训起人来，那叫一个干净利落，一套一套的，比我们新兵连的班长还能说。她双手叉腰，柳眉倒竖，指着我的鼻子，一字一顿地警告我：“听着，你要是再敢给我瞎折腾，把伤口给我弄崩了，我发誓，我绝对会去兽医那儿申请一支给大象打的镇定剂，一针下去，保证你睡得比谁都香，到时候别怪我没提醒你！”
我瞅着她那气鼓鼓的腮帮子，活像一只小仓鼠，心里觉得好笑，嘴上却只能苦着脸连连求饶：“得得得，林大护士，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我保证，出去以后我就是个一级残废，左手动都不带动一下的，行了吧？”
她这才满意地哼了一声，转身去给我收拾东西，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没见过你这么不听话的病人，伤成这样还急着出院，赶着去投胎啊？你们这帮搞地质的，是不是都这么不要命？”
我没法跟她解释，只能咧着嘴傻笑。搞地质的？我们要是真是搞地质的就好了。每天背着锤子和罗盘，翻山越岭，顶多也就是提防着点蛇虫鼠蚁，担心一下会不会崴了脚。那样的日子，跟天堂也差不多了。
我的左臂，从肩膀到手腕，被白色的纱布裹得严严实实，一圈又一圈，跟刚出土的木乃伊似的，又厚又重，稍微一动就扯着里面的皮肉，火辣辣地疼。王胖子不知道从哪儿给我淘来一件特大号的黑色风衣，袖子宽得能塞下我两条胳膊。我费了老大劲，在周正队长的帮助下，才把这件衣服给穿上。宽大的风衣往身上一套，正好把那条显眼的“残臂”给遮得严严实实，从外面看，顶多觉得我这人穿衣服有点不利索，不至于太引人注目。
我和周正队长，都换上了我们那套常备的“皮肤”。这是一套灰不溜秋的工作服，款式老旧，洗得都有点发白了，胸口的位置用蓝色的线绣着一行字——“秦陆地质勘探研究院”。这行字，就是我们在阳光下的通行证，是我们用来掩盖阴影里真实身份的谎言。
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坐上了一辆毫不起眼的黑色越野车。这车看着普通，跟满大街跑的那些SUV没什么两样，但实际上，从底盘到玻璃，全都用特殊材料加固过，别说子弹，就算是小口径的炮弹轰一发，都不一定能把它怎么样。车子悄无声息地滑出“归墟”基地的地下出口，融入了地面上川流不息的车流里，就像一滴水汇入了大海，没有惊起半点波澜。
我们的目的地，是小马，也就是马振华的老家。那地方，在秦陆中部一个地图上都得放大好几倍才能找到的山区小县城。
从基地出发，越野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车窗外，高楼大厦、立交桥和广告牌飞速地向后掠去，构成了一幅繁华而流动的画卷。车里安静得可怕，只有发动机在低沉地嘶吼。周正队长专心开着车，嘴唇抿成一条坚毅的直线，从侧面看，他的下颚线绷得紧紧的，像一块被风化了千年的岩石。
我知道，他心里也不好受。小马是他亲手从新兵里挑出来的，也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在“尖刀”小队，队长对我们来说，亦师亦父。现在，他要亲手去埋葬自己的“孩子”，还要对着“孩子”的父母，编织一个天大的谎言。这种痛苦，不比我少。
“队长，”我忍不住开了口，打破了这令人窒息的沉默，“抽根烟？”
周正目不斜视，只是从鼻子里“嗯”了一声。
我从兜里摸出烟盒，用右手和嘴配合着，磕磕绊绊地点着了一根，然后把烟盒和打火机递了过去。周正单手接过，很熟练地给自己也点上。一时间，小小的车厢里，烟雾缭绕。
“还在想那件事？”他忽然开口问道。
我愣了一下，才知道他说的是我主动收容A-CN-003-Beta，也就是那个“念头”的事。我把烟灰弹在车载烟灰缸里，低声说：“没什么好想的，做了就做了。当时那个情况，我不上，小马可能……可能连个囫囵尸首都留不下来。”
其实我自己心里清楚，那玩意儿根本不会留下尸首。被它“抹除”的人，就像是被橡皮擦从这个世界上擦掉了一样，什么都不会剩下。我当时冲上去，一半是为了救人，另一半，可能就是一种被逼到绝境后的疯狂。
周正狠狠吸了一口烟，烟头的火光在他深邃的眼睛里闪烁了一下。“指挥部的嘉奖，你打算要什么？”
“我不知道。”我摇了摇头，把头靠在冰冷的车窗上，看着外面那些模糊的光影，“队长，你说，咱们干的这些事，到底图个啥？”
这是一个很傻逼的问题，傻逼到我自己都觉得可笑。我们入伍的时候，都宣过誓。保家卫国，守护人民，这些口号喊得震天响，早就刻进了骨子里。可真的当死亡和牺牲血淋淋地摆在面前时，那些宏大的口号，忽然就变得有些空洞。
周正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他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才用一种近乎梦呓般的声音说道：“图个啥？图的……就是车外面这些人，能像现在这样，该上班上班，该下班下班，该谈恋爱谈恋爱，该骂街骂街。图的，就是他们可以一辈子都不知道我们的存在，一辈子都活在‘这个世界很安全’的幻觉里。”
他顿了顿，声音变得更低了：“小马……他也是这么想的。”
我的眼眶一热，赶紧扭过头，假装看窗外的风景。
是啊，小马也是这么想的。我记得他刚来队里的时候，才十八岁，脸上还带着没褪干净的婴儿肥，看谁都笑，露出一口小白牙。第一次参加“观渊”训练，那是我们专门用来锻炼精神抗性的项目，说白了，就是直面那些足以让正常人瞬间疯掉的“异常”的影像资料。他吐得稀里哗啦，脸白得跟纸一样，出来以后扶着墙腿都站不直。我们都以为这小子第二天就得打报告滚蛋，没想到第二天集合，他又是第一个到的，军姿站得笔挺。
后来混熟了，我问他当时怕不怕。他挠着头，嘿嘿傻笑：“怕啊，咋不怕？我尿都快吓出来了。可我一想，我要是就这么被退回去了，我爹妈得咋看我？他们还指望我在部队里出人头地，给他们老马家光宗耀祖呢。”
他还偷偷给我们看过他爸妈的照片，就是两张很普通的证件照，被他用塑料膜塑封起来，压在军官证的夹层里。照片上的两位老人，穿着蓝色的旧衣服，对着镜头笑得很朴实，也很慈祥。
“我跟你们说，”他当时勾着我的脖子，压低了声音，神神秘秘地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多攒点津贴和奖金，等以后退役了，回我们县城，给我爸妈买一套新房子。要那种带电梯的，省得他们天天爬那五楼的老破楼，膝盖都快爬坏了。”
车子下了高速，路况开始变得越来越差。原本平坦的柏油路，变成了坑坑洼洼的水泥路，然后又变成了颠簸的土路。车窗外的景色，也从现代化的城市，变成了连绵不绝的黄土高坡和光秃秃的山脉。
我们开了一天一夜。白天，太阳火辣辣地烤着大地；晚上，气温又骤然降下来，冷得人直哆嗦。我们轮流开车，困了就在路边停一会儿，啃几口硬邦邦的压缩饼干，喝几口凉水。我那条胳膊，在长时间的颠簸下，又开始隐隐作痛，像有无数只蚂蚁在里面爬。
终于，在第二天下午，一个被群山环抱的小县城，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里。
这县城，比我想象的还要小，还要破。街道很窄，两边的楼房，大多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风格，灰扑扑的，墙皮斑驳脱落，露出里面红色的砖头，像一块块结了痂的伤疤。电线杆上，蜘蛛网似的缠绕着各种电线，上面还挂着几个早就褪了色的塑料袋，在风里摇摇晃晃。
街上的行人不多，大多是些老人和孩子。他们穿着朴素，脸上带着一种被大山和岁月磨砺出来的平静。看到我们这辆黑色的越野车，都投来了好奇的目光。
我们按照档案上记录的地址，在县城里七拐八绕，最后停在了一片被称为“工人新村”的老旧小区门口。这里，应该就是小马长大的地方。
刚一下车，一股复杂的味道就钻进了我的鼻子。有煤烟味，有炒菜的油烟味，有下水道返上来的潮气味，还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属于旧时光的味道。
周正从后备箱里拿出一个早就准备好的果篮，上面还罩着一层透明的塑料纸。我看着那个果篮，心里五味杂陈。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像是往人家心口上捅一把刀子，然后再假惺惺地递过去一颗糖。
我们找到了小马家所在的那栋楼。那是一栋典型的筒子楼，长长的走廊，一侧是密密麻麻的住户，另一侧是开放式的窗户。楼道里光线很暗，即便是大白天，也得开着灯。墙壁上，一层叠一层地贴满了各种小广告，开锁的，通下水道的，办证的，治牛皮癣的……五花八门，像一块打满了补丁的破布。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郁的饭菜和霉菌混合的味道。能清晰地分辨出，这家人在炒辣椒，那家人在炖排骨，还有一家，好像是把什么东西给烧糊了。各种声音也交织在一起，孩子的哭闹声，夫妻的争吵声，电视机里传来的新闻联播的片头曲……充满了浓得化不开的人间烟火气。
我们踩着嘎吱作响的水泥楼梯，一层一层地往上爬。每上一层，我心里的石头就更重一分。我甚至能想象出，一个小男孩，背着书包，在这楼道里飞奔，他的笑声在走廊里回荡。那个男孩，就是小马。
五楼，503室。我们终于到了。
门是那种老式的绿色铁皮门，油漆已经大片大片地剥落，露出了底下铁锈的颜色。门的正中间，贴着一张印着烫金福字的红色菱形贴纸，只不过红色已经褪成了粉白，金色的福字也变得黯淡无光。
周正站在门口，没有立刻敲门。他脱下帽子，拿在手里，然后深吸了一口气，仔細地整理了一下自己那身灰色工作服的领子，仿佛接下来不是要去面对一场生离死别，而是要去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我知道，这是他在用这种方式，来掩饰内心的紧张和沉重。
我也下意识地挺直了腰板。
“咚，咚，咚。”
周正抬起手，不轻不重地敲了三下门。
敲门声在安静的楼道里显得格外清晰。隔壁人家的电视声音，似乎都小了一些。
过了几秒钟，门里传来一个有些苍老，但中气还算足的女声：“谁啊？”
“您好，阿姨。”周正清了清嗓子，用一种他装出来的，最沉稳、最官方的语气说道，“我们是国家地质勘探研究院的，是马振华的单位领导。路过这里，顺便过来看看你们二老。”
他的声音控制得很好，听不出任何破绽，就像一个真正的、常年跟基层群众打交道的干部。
门里传来一阵悉悉索索的脚步声，然后是锁头被打开的“咔哒”声。
门“吱呀”一声，被拉开了一条缝。一张布满了皱纹的脸，从门缝里探了出来。那是一个头发花白、身材瘦小的老太太，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旧布衫，袖口已经磨破了。她的眼神有些浑浊，带着一丝警惕和疑惑。但当她的目光落在我们身上那套灰色工作服，尤其是胸口那行“秦陆地质勘探研究院”的字样上时，那双浑浊的眼睛里，瞬间就迸发出一种难以言喻的光彩。
“哎呀！哎呀呀！”她连忙把门完全打开，脸上的皱纹都笑成了一朵花，“是小马的领导！快请进，快请进！哎哟，快进来坐！”
老太太的热情，像一团火，瞬间就把我们给包围了。这团火，烤得我心里发慌，脸上发烫。
我们被她手忙脚乱地迎进了屋子。
屋子很小，比我想象的还要小。一眼就能看全，大概也就四五十平米，两室一厅的格局。客厅里，摆着一张小小的方桌，几把掉了漆的木头椅子，墙角放着一台尺寸很小的老式显像管电视机，上面还盖着一块防尘的蕾丝布。墙壁因为年深日久，被厨房的油烟熏得有些发黄。
屋里的陈设虽然非常简陋，甚至可以说是清贫，但收拾得异常干净，所有的东西都摆放得整整齐齐，地面也拖得一尘不染。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肥皂味，混着饭菜的香气。
一个同样头发花白，但身体看起来还算硬朗的老大爷，正坐在一个小马扎上，对着一个盆子择菜。听到动静，他抬起头，看到我们，连忙站了起来，有些不知所措地在自己的围裙上使劲擦了擦手，对着我们露出了一个局促而憨厚的笑容。
“领导……领导来了……快坐，快坐。”
这就是小马的父母。两位普普通通的，靠着微薄的退休金，在这个小县城里，过着最平凡日子的老人。他们是那个我们用生命去守护的世界里，最具体，也最真实的一分子。
“叔叔，阿姨，你们别客气，快坐。”周正也露出了一个尽量柔和的笑容，他从我手里接过那个包装精美的果篮，轻轻地放在了小方桌上，“我们就是路过，过来看看你们。小马在单位，可没少跟我们念叨你们。”
“哎哟，这……这咋还带东西来呢，太客气了，太破费了！”马大娘一边说着，一边手脚麻利地给我们倒了两杯热茶。那茶杯是那种带盖子的白瓷杯，上面印着“奖”字和红色的花。
“小马这孩子，咋样啊？在单位没给你们添麻烦吧？他工作上是不是犯啥错误了？”马大爷紧张地搓着手，小心翼翼地问道，“领导，你们跟我们说实话，要是他干得不好，我们替你们批评他！这孩子，从小就犟，不听话！”
我端着茶杯，感觉那杯子有千斤重。
“没有没有，叔叔你误会了。”周正连忙摆手，脸上带着嘉许的笑容，“小马在单位表现非常好，是我们的骨干！不管是多苦多累的活儿，他都抢着干，从来不叫苦。跟同事们关系也处得特别好，我们这些当领导的，都很喜欢他这个小伙子！”
周正说的，是实话。小马确实是队里最能吃苦的那个。
听到这话，两位老人脸上的紧张和局促，才像潮水一样退去。取而代G之的，是一种溢于言表的、发自内心的自豪和骄傲。
“那就好，那就好。”马大娘给我们端来一杯茶，笑得合不拢嘴，眼角的皱纹里都盛满了笑意，“这孩子，打小就跟我们说，长大了要去当兵，保家卫国。去年他回来，高兴得跟什么似的，跟我们说，他考上了你们这个国家单位，要去搞什么地质勘探，还是保密单位，不能随便跟家里联系。我们当时就跟他说，去了单位，一定要好好干，要听领导的话，绝对不能给国家丢脸！”
“是啊，”马大爷也接过了话茬，他看着我们，眼神里充满了尊敬和信任，“我们老两口，虽然不懂啥叫地质勘探，但一听是国家保密单位，就知道这肯定是为国家做贡献的大好事！就是……领导啊，这工作，是不是特别辛苦啊？”
他顿了顿，有些担忧地问：“他上次给我们打电话，声音都哑了，嗓子跟拉风箱似的。我问他咋了，他说没事，就是在单位开会，喊口号喊的。我就寻思着，你们那儿……现在还兴喊口号啊？”
我端着茶杯的手，猛地颤抖了一下，滚烫的茶水洒出来一点，烫在手背上，钻心地疼。但我却感觉不到，因为心里的痛，比这要疼一万倍。
我当然记得那次。那根本不是什么喊口号。那是在一次针对某种声波类“异常”的收容行动中，小马为了掩护我们撤退，用高频声波发声器，对着那个“东西”吼了整整十分钟。那十分钟，他的声带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回来以后，一个星期都没说出话来，吃饭都只能喝流食。
可他对着电话那头的父母，却只能轻描淡写地说，是喊口号喊的。
周正的眼圈也红了，他放在膝盖上的手，不自觉地握成了拳头，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他强行压下翻涌的情绪，沉默了片刻，然后从随身带来的那个黑色公文包里，拿出了一份用牛皮纸袋装着的文件。
那个牛皮纸袋很厚实，也很挺括，上面没有任何字样，却像一块巨石，一拿出来，就让整个屋子里的空气都凝固了。
两位老人脸上的笑容，也瞬间凝固了。他们或许不知道那里面装的是什么，但那种不祥的预感，是刻在人类基因里的本能。屋子里的气氛，从刚才的其乐融融，一下子变得死寂而压抑。
“领导……这……这是……”马大爷的声音开始发颤，他看着那个牛皮纸袋，眼神里充满了惊恐。
马大娘也呆住了，她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发不出来。
周正没有说话。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然后默默地，用双手，把那个牛皮纸袋，递了过去。
这个动作，仿佛用尽了他全身的力气。
马大爷颤抖着伸出手，那双布满了老茧，择了一辈子菜，修理了一辈子机器的手，此刻却抖得连一个薄薄的信封都快要拿不稳。
他接过了那个信封，感觉像是接过了全世界的重量。
他用指甲，哆哆嗦嗦地划开了信封的封口，从里面，抽出一张折叠着的、很薄的纸。
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张纸。当他的目光，落在那张纸最醒目的位置，看到“不幸牺牲”那四个用黑色宋体字打印出来的、冰冷得不带一丝感情的词语时，他的身体，猛地僵住了。
手里的那张纸，像一片被秋风吹落的枯叶，轻飘飘地，从他无力的指间滑落，落在了地上。
这位一辈子都在跟钢铁和机器打交道， शायद连眼泪都不知道怎么流的北方汉子，这位以儿子为傲的父亲，双腿一软，再也支撑不住身体的重量，就那么直挺挺地、悄无声息地，瘫坐在了冰冷的水泥地上。
“老头子！”
马大娘终于从极致的震惊中反应过来，她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完全变了调的尖叫。那声音，不像人类能发出的，更像一只被逼入绝境的母兽，在用生命哀嚎。她发疯似的扑了过去，抱住了瘫软在地的老伴。
“哇——”
下一秒，惊天动地的哭声，终于从两位老人的喉咙里爆发了出来。那不是普通的哭泣，那是把肝肠寸断、把五脏六腑都掏出来碾碎了的恸哭。
整个房间里，只剩下这片绝望的、令人心碎的哭声在回荡。
我和周正，两个在面对那些足以毁灭城市的Keter级异常时都能够面不改色的军人，此刻，却像两个束手无策、做错了事的孩子，低着头，站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们的拳头可以击碎怪物，我们的意志可以对抗扭曲现实的“规则”，我们的枪可以射穿一切有形的敌人。但是现在，我们却对付不了这世上最普通，也最强大的东西——一个母亲的眼泪，一个父亲的悲伤。
我们是英雄吗？
那一刻，我在心里问自己。
不，我们不是。我们是刽子手。
我们亲手，碾碎了一个家庭全部的希望和未来。我们亲手，把他们唯一的太阳，给熄灭了。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是十分钟，也许是一个世纪。屋子里的哭声，才渐渐地平息下来，变成了低低的、压抑的抽噎。
马大爷被马大娘搀扶着，重新坐回了那把小小的木头板凳上。两位老人，仿佛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被抽走了全部的精气神，一下子苍老了十岁。他们的背驼了下去，眼神变得空洞而灰败。
“领导……”马大爷缓缓地抬起头，那双原本还算明亮的眼睛，此刻已经布满了血丝，像一张破碎的网。他看着我们，声音沙哑得像是被砂纸磨过一样，一字一顿地问：
“俺……俺就想知道……俺娃……走的时候，疼不疼？”
这个问题，像一把最锋利的刀，狠狠地扎进了我和周正的心脏。
周正的嘴唇剧烈地哆嗦着，他想开口，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他这个在任务简报会上能口若悬河、条理清晰的指挥官，此刻，却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我再也忍不住了。
我猛地站了出来，走到两位老人的面前，对着他们，深深地、九十度地鞠了一躬。
“叔叔，阿姨，对不起。”
我的声音也哽咽了，带着浓重的鼻音。我抬起头，看着他们悲痛欲绝的脸，强忍着眼泪，一字一句地说道：
“小马……马振华同志，他走的时候，很安详，没有一点痛苦。他是英雄。”
我撒了谎。我只能撒谎。
我必须撒谎。
我不能告诉他们，你们引以为傲的儿子，是在极致的恐惧和无法言喻的痛苦中，被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念头”，从分子层面，活生生地“抹除”掉的。他甚至没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就在这个世界上，彻底蒸发了。
我看着他们，继续编织那个善意的谎言：“当时，我们在秦岭山区进行地质勘探，遇到了突发的山体塌方。有一个……有一个当地进山采药的孩子，被困在了塌方点下面，马上就要被巨石给埋了。是小马，他第一个冲了上去，想把那个孩子推开……他把孩子救下来了，可是他自己……自己却没来得及跑出来……”
我说不下去了，后面的话，都淹没在了喉咙的哽咽里。
听了我的话，两位老人愣住了。然后，他们抱在一起，再次失声痛哭起来。但这一次的哭声里，除了悲痛，似乎还多了一丝别的东西。
也许，是慰藉。也许，是骄傲。
他们的儿子，是为了救人而死的。他是个英雄。这个谎言，是我们能给他们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勋章”。
从他们家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
县城的路灯，一盏一盏地亮了起来，昏黄的灯光，洒在老旧的街道上，给这个破败的小城，增添了几分温暖和祥和。远处，家家户户的窗户里，都透出了饭菜的香气和温暖的灯光。
可我知道，就在这片万家灯火之中，有一盏灯，从今天晚上开始，再也温暖不起来了。那间位于五楼的，小小的屋子里，从此，只剩下无尽的黑暗和漫长的思念。
我们没有立刻开车离开。
周正开着车，带我去了县城里唯一一家看起来还算正规的银行。我们用早就伪造好的身份证明，以“秦陆地质勘探研究院工会”的名义，给马大爷的账户上，转了五十万。
这笔钱，是我、周正、王胖子和李默，我们“尖刀”小队活下来的四个人，把这次九死一生的任务所获得的全额奖金，一分不剩，全都凑在了一起的钱。
我们心里都清楚，钱，换不回一个活生生的儿子。再多的钱，也填补不了两位老人心里那个巨大的窟窿。
但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了。
我们这群只会杀戮和破坏的莽夫，在面对真正的悲伤时，能拿得出手的，也只有这些冰冷的、沾着血腥味的数字了。
坐在返回的车上，我一言不发，只是呆呆地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夜景。
我来之前，想要一个答案。我想亲眼看看，我们用命守护的那个世界，到底值不值得。
现在，我好像有答案了。
值得。
但也……真他妈的疼。